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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訊 法國《解放報》4月17日刊登文章，分析新冠病毒來源，提出應停止指責中國是病毒源頭。全文如下：

目前主流觀點一直認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起源于中國武漢的海鮮市場，直到三項科學研究對這一假設提出了質疑。

隨著病毒測試在全球范圍內逐漸普及，越來越多的數據可供病毒的“基因序列”研究使用。這一研究可以通過分析病毒基因組逐次的突變來重建病毒一定時間內在人類間演變的過程。由于病毒的每一次新的突變都會形成一個可辨識的新的“分支”，研究可以逆向重建起病毒的譜系圖。

然而，新的研究表明事情很有可能并不像一開始看起來的那么簡單，要求中國為病毒償還道德債也還為時過早。從目前的科學研究數據來看，媒體界與政界應該就這一敏感的問題保持謹慎，而此時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已經變得越來越緊張。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病毒最初在武漢暴發的兩個主要事實。

新冠病毒的基因組與命名為BatCov-RatG13的病毒基因組非常接近，武漢病毒研究所中用來研究的一只蝙蝠攜帶有這種病毒。然而這只染病的蝙蝠是2013年在云南省的一個山洞里捕捉到的，而此山洞距離武漢市超過1000公里。

在第一批感染的患者當中，絕大多數人都曾頻繁出入武漢海鮮市場。然而第一名感染患者卻從未去過海鮮市場。

表象之外

如果說所謂“病毒來自中國”的認識已經形成了將近三個月，現在是時候用病毒基因序列研究來打破這一觀點了。研究表明在武漢暴發的病毒菌株并不是病毒的來源，或者說這一病毒菌株只是眾多病毒來源中的其中一個。

在進入主題之前，必須要澄清的是這些研究都沒有對病毒來源于蝙蝠這一事實產生質疑。實際上，在武漢用于實驗研究的蝙蝠病毒也被這些研究作為參照點。研究的目的是從與蝙蝠最為接近的動物表親那里開始追蹤，重現病毒的傳播路徑。

一份由美國IBM研究人員于2月24日發表在《世界衛生組織簡報》上的研究報告首先對病毒的來源提出了質疑。報告中指出病毒擁有三個分支變種，其中感染初始變種病毒的患者都有以下特點：從未與武漢海鮮市場有過任何接觸；經常旅行；國籍多樣化；感染的病毒變種比其他的變種傳播速度都要慢。

3月5日，另一份發表在Medrixiv平臺上的中美合作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這項研究識別出了三種病毒菌株，而這項研究的最新發現是最接近BatCov-RatG13的菌株并不是在武漢發現的菌株，而是發現于日本、美國、澳大利亞以及其他與武漢相隔甚遠的地方。

武漢只是病毒傳播的中間階段嗎？

最終在4月8日，英國和德國的研究人員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上發表了病毒的160個基因組數據的研究報告。這些從世界各地采集到的病毒基因組高度相似，但科研人員還是通過它們彼此間微小的差異分成了A、B、C三組主要病毒菌株。

由英德研究組標明的病毒的三個分組。右下角是蝙蝠病毒的基因組，A組病毒比在武漢發現的B組病毒更接近蝙蝠病毒。（信息來源PNAS）

由于在武漢發現的病毒主要都屬于B組，因此B組的病毒變種就應該最接近BatCov-RatG13的病毒菌株（如果第一起病毒人畜間傳播真的發生在武漢的話）。但是事實并非如此。實際上，最接近蝙蝠病毒的變種是A組的病毒，主要來源于中國南部（香港附近），日本以及美國。至于C組是重創歐洲的病毒變種，而C組似乎是在B組病毒發生突變以后才出現的。

劍橋大學遺傳學家、研究報告的第一提交人彼得·福斯特在接受CGTV采訪時鄭重地表示：盡管從表面上看病毒來自武漢，但目前斷言病毒一定來源于中國的武漢還為時過早。

如果這些研究能夠通過發現了比蝙蝠病毒BatCov-RatG13更接近新冠的病毒來質疑當今的主流觀點，那么病毒的確切來源就仍然是個未解之謎。如果武漢不是病毒的來源，那么我們該去哪尋找“零號病人”呢？

撲朔迷離的謎團

鑒于新冠病毒與蝙蝠病毒之間的相似性，目前的主要假設認為第一起病毒人畜間傳播還是發生在中國，但也許是在云南省。在這種假設下，中國的“零號病人”可能直接或間接地感染了幾個不同國籍的游客，而這一切都發生在病毒變異、隨后在武漢和全世界暴發之前。

不過，其他的假設可不這么認為。事實上早在2002年，一些研究機構就開始應對冠狀病毒疫情暴發的可能。第一起SARS疫情在中國暴發后，研究機構就收到了大量的撥款來應對SARS病毒的傳播，世界各地的很多研究機構也都收到了撥款。

病毒被運到實驗室之后就被人工培育，以便全方位地研究它們的特性。在這一前提下，病毒的培育要么是在蝙蝠或者人類的肺細胞上進行，要么在動物的活體上進行，例如靈長類動物或老鼠。在一些P3或P4等級的實驗室里，自然狀態下的病毒甚至會被人工改造從而增加它的攻擊性，這種研究方法幾年前曾引起激烈的辯論。

雖然病毒學家蒙塔尼耶編造的謊言借著極右翼媒體的宣傳變得甚囂塵上，但我們幾乎可以肯定新冠病毒絕沒有在實驗室被改造過。相反，沒有證據表明實驗室能夠通過試管培育病毒，這一假設只是被那些最嚴肅的科學刊物收錄進了可能性的列表當中（參見刊登在《自然-醫學》的這篇文章）。順便一提，這種類型的研究會無意地通過“路徑選擇”的被動機制選擇出那些更容易傳染給人類細胞的病毒。

盡管這一假設的可能性很小，我們也不能排除新冠病毒是由于人為操作失誤或者設備故障從實驗室泄露出來的可能性。如果事實果真如此，那么“零號病人”不一定是中國人，也有可能是法國人或美國人。

國際緊張局勢

從這一角度來看，最近在法國的資助下建立起P4實驗室的武漢病毒研究所必然是首要懷疑對象。堅持排華策略的特朗普更是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美國政府已經找到相關證據，但其背后還是陰謀論在作祟。

然而從最近的情況來看，盡管詆毀中國的人并不愛聽，但中國駐法大使并不一定有錯。病毒泄露假說用在美國身上反而更為合適。實際上，2019年8月，一場嚴重的安全事故導致美國迪特里克堡立即終止了大量的敏感活動，而這里正是美軍研制生化武器的重要基地。該實驗室從事世界上最危險的病毒的研究，而該研究所對實驗室廢品的消毒設備可能自2018年的一場洪水后就已經失效，這就意味著病毒泄露是完全可能發生的。鑒于事態的嚴重性，研究所直到2019年12月7日才部分啟用，此時正好是新冠病毒大暴發之前。而研究所直到本月才恢復全部功能。換句話說，P4實驗室并不是完全可靠的代名詞，最新的證據把我們的目光帶到了美國。

無論如何，隨著國際關系日益緊張以及相關信息還有待核實，媒體和政客對于病毒來源的說辭最好要溫和一些。擁有將近一百萬中國公民或中國移民的法國不該與特朗普的排華政策同流合污。這種充滿偏見的姿態比那些誤導病毒本源的基因研究更可恨。

但最終定論恐怕沒有人能夠給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