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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超190萬。

如果我們有一臺電影《回到未來》中那樣的時光機器，回到4年前，英國脫歐公投、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

這些事件曾讓習慣了“狂飆突進”的全球化與經濟繁榮的我們驚嘆不已。轉眼間，新冠病毒像海嘯般襲來。

與全球化相反的是，病毒似乎正帶著我們加速倒退到所有人都陌生的狀態——一個孤立的、自給自足的世界。

昨天的那個世界，還回得去嗎？

顯然，新冠病毒帶走的不僅僅是生命。

今年3月，因為疫情蔓延，石油價格戰打響，美股4次熔斷，全球市場巨幅震蕩，全球經濟因大“封鎖”而幾近停擺。

但最糟糕的，似乎也還不是經濟。

新冠病毒讓業已存在的各國之間不信任的更為加深，對全球化的懷疑迅速成為我們必須要面對的現實。

在疫情出現前、過去的四年里，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幾種趨勢合流，貿易沖突不斷。碳減排的目標也要求很多公司減少對長距離供應鏈的依賴，但在利潤的驅動下，這個過程在來回拉鋸。疫情的到來卻意外地加劇了它的進展。

20世紀下半葉和21世紀初的繁榮，主要是受益于全球化的國際分工和資源配置。中國，正是這個進程重要的建設者，也是受益者。

疫情終究會過去，航班會再度啟程，郵輪會再度遠航。但，我們還能回到過去嗎？

諾獎得主羅伯特·席勒向澎湃新聞坦言，當前焦慮、恐懼的心理狀態會在未來10來年里成為這一代人的集體記憶，這與大蕭條時期的恐慌心理非常類似，后者作為鮮明的集體記憶已存在超過90年。

查塔姆研究所首席執行官羅賓·尼布萊特告訴澎湃新聞說，疫情或許會讓人們發現全球化之前的那個世界的美好，雖然不利于經濟繁榮，但它很環保。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而言，國家之間的關系既復雜又曖昧不清，當前的格局又更像是上個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稱，新冠病毒將我們置于三重危機：公共衛生危機、經濟衰退危機、公民自由危機。

空前的公共衛生危機

疫情席卷下的歐洲，擁有著全球最發達的醫療系統。

誰也不會想到，美麗的亞平寧半島居然會成為引爆全球第二波疫情的重災區，而意大利最發達的倫巴第大區的感染率和死亡率竟會居全國之首，死亡率占到了全國的一半。

尼諾·福蒂（Nino Foti）是一名資深的意大利政界人士。他曾任意大利第十六屆議會（2008年-2013年）眾議院議員，所屬前總理貝盧斯科尼領導的中右聯盟。

福蒂告訴澎湃新聞，倫巴第大區毫無疑問是世界上醫療水平最高的地區之一。但是跟其他很多國家一樣，這里的醫療系統也沒有準備好在短時間內承受這樣激增的病例。首先，重癥病房數量無法承載大量的病人，另外，意大利的醫護人員起初很難區分新冠病毒和普通的流感或者肺炎，在這種情況下，醫護人員就有極大的可能性會被感染。但最大的問題就是醫護人員的短缺，尤其是在最開始的階段，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因為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而不得不被隔離。

在福蒂看來，意大利和中國的情況類似：我們面對的是一種完全未知的病毒類型。

“意大利從來沒有低估過新冠病毒的危害。因此，并不是由于醫護人員出錯或是欠缺經驗，而是因為對于這種新型病毒缺乏了解，而且短時間內病例激增是導致醫療專家無法快速識別癥狀的重要原因。很多住院病人最初的臨床癥狀都被誤認為是流感。”

這場悲劇似乎與足球直接相關。

貝加莫市長喬治·戈里表示，2月19日歐冠淘汰賽16強戰首回合亞特蘭大VS巴倫西亞的比賽可以說是整個疫情的關鍵點，這場比賽導致了接下來新冠肺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迅速傳播。

由于主場貝加莫藍色競技場正在翻修，亞特蘭大將球隊的主場設在了米蘭市圣西羅球場，當場有4.5萬名球迷現場觀戰，幾乎無人戴口罩采取防御措施。那個時候沒人知道病毒已經開始在意大利傳播。戈里稱，病毒可能在那時已經開始在人群中傳播。可以肯定的是，那場比賽過后，伊比利亞地區的俱樂部成員有35%的人都被檢測出新冠肺炎陽性。

但在福蒂看來，這場比賽肯定不是唯一一件可能導致新冠肺炎爆發的事件，真正點燃疫情的可能是在阿爾扎諾-隆巴爾多的一家醫院，其中一位病人出現了不明原因肺炎，然后感染了其他病人和醫護人員。這很可能是整個倫巴第大區疫情發展最關鍵的一環。另外，還要考慮到，和很多意大利北部城市一樣，米蘭這個城市多年來一直是很多中國企業家的長居地。還有，意大利的圣誕假期以及之后的中國農歷新年期間，有大概300萬中國人來往于中意兩國，他們其中大部分都來自武漢。

與歐洲大陸有英吉利海峽之隔的老牌資本主義大國大不列顛并不能幸免于難。

查塔姆研究所（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首席執行官羅賓·尼布萊特（Robin Niblett）是個典型的英國人。他難以相信、更難以接受，英國的醫療體系完全被新冠病毒擊敗了。這是作為英國人的驕傲與自尊難以忍受的。

“我們感到非常困惑，為什么像英國這樣的國家，很早就開發出了新冠檢測系統，卻無法讓大多數人及時接受檢測。德國每周可以進行大約30萬次檢測，英國每周只能檢測3.5萬至4萬人，德國的檢測數量是我們的幾乎10倍，這讓我們很受挫。”

尼布萊特在4月2日通過Zoom接受了澎湃新聞專訪，他對這個軟件的操作非常熟練。

他忍不住“吐槽”英國政府，認為政府在這一點上反應太慢，德國的大規模檢測已經進行了好幾個星期了。

“英國沒有什么獨有的抗疫模式，我們獨有的只有糟糕的檢測率。”尼布萊特難掩其英式“自黑”，他仿佛真的相信英國正在往最糟糕的方向發展。

“今天英國所有報紙頭版報道的都是，英國居然沒有有效的新冠病毒檢測。”

“看上去英國的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不如德國？”記者問。

尼布萊特不得不承認這是事實。

截至北京4月9日凌晨，德國披露的累計確診人數超過10萬人，但只有約2096人死亡。相比之下，意大利累計確診約13.55萬，死亡人數逼近4萬，英國確診人數接近5.6萬，累計死亡人數約6100。也就是說，盡管德國的確診感染人數是英國的近兩倍，但死于冠狀病毒的英國人，幾乎是德國的三倍以上。

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及時宣布關閉酒吧、咖啡館、餐館、等公共場所，其決策之果決為他帶來了不少人氣，民眾支持率顯著上升。但尼布萊特認為，如果接下來2-3周，他的內閣沒法解決低檢測率的問題，鮑里斯的支持率可能會下降。

檢測率的問題還沒解決，4月6日晚間，約翰遜因為新冠肺炎病情惡化，轉入重癥監護病房。現雖好轉出院，可要斷言“群體免疫”的正確性似乎還為時尚早。

在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無論國界與社會身份。這個被叫做COVID-19的病毒給所有人帶來太多難以忘懷的記憶。

最讓福蒂感到難受的是，在這么短的時間內看到這么多人死去。

“有那么多人不得不孤獨地面對死亡，甚至都沒有親人能在旁邊跟他們說一聲‘再見’。還有我們那些犧牲了的醫護人員，他們每天都要面對大量的病人。”

二戰以來最大的全球性經濟危機

可即便疫情防控做得好，也難抵經濟衰退的到來。

德國黑森州財政部長舍費爾于3月28日被發現死于鐵軌旁。警方調查后認定這是一起自殺。

黑森州州長布菲耶確認，舍費爾的死與新冠肺炎疫情有關。因為舍費爾擔憂無法滿足當地民眾的巨大期望，尤其在財政方面。布菲耶認為，巨大的精神壓力壓垮了舍費爾。

隨著新冠病毒載入史冊的，還有各國推出的經濟刺激計劃，其規模之大、推出速度之迅速，都創下了記錄。

歐美主要國家的財政部長們都說，為了抗疫，他們搬出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措施。

經澎湃新聞梳理，截至目前刺激規模最大的前三甲（按占GDP比例計）為德國、英國和美國，占到其GDP份額分別為21%、16.5%、10.02%。

多國為“戰疫”推出史無前例的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 澎湃新聞 整理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戰略政策與評估部門負責人馬丁·米萊森（Martin Mühleisen）向澎湃新聞承認稱，新冠疫情是自IMF成立以來的最大危機。

IMF根據1944年7月在布雷頓森林會議簽訂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于1945年12月27日在華盛頓成立的。與世界銀行同時成立、并列為世界兩大金融機構。

米萊森表示需要從幾個層面來解釋IMF的處境。首先，10年前應對金融危機就是IMF的一大挑戰，金融危機無疑造成了很大沖擊，但它肇始于美國和歐洲，其他國家因為其外溢效應而被卷入其中。應該說，金融危機還是傳統意義上的危機，也是更為局部的危機。但新冠疫情是沒有先例的、空前的，完全席卷了全球。全世界的經濟都因此停擺，不僅限于中國和歐美，那些小國，尤其是低收入國家很可能將因為醫療系統耗資巨大而陷入崩潰的境地。

米萊森進一步解釋說，關于未來的前景也是不清晰的，沒有人能知道經濟何時能夠重啟。很多國家都沒有相應的資源幫助它們的經濟應對這樣的沖擊。不僅要考慮疫情造成的經濟沖擊，還要看到公共衛生的層面。這也意味著各國必須同時應對這兩個危機。因為一旦顧此失彼，將無法解決好任一方的問題，也意味著危機有可能會重來。這是全新的狀態：人們需要時刻警惕病毒會再度襲來。

“因此，這次危機中，經濟危機和公共衛生危機是相互關聯。它們共同造成的沖擊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米萊森說。

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在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新聞發布會上發表講話，呼吁全世界團結一致，保護全球最脆弱的國家和地區。格奧爾基耶娃稱，這場新冠病毒肺炎的危機“前所未有”。

由于新冠疫情的傳播及疫苗研發的高度不確定性，疫情即使在短期內得到控制，冬季也可能卷土重來，這種高度的不確定性將導致企業和居民大幅減少其投資和消費行為，全球貿易會迅猛下滑，造成全球性的負反饋效應，從而在較長時間內重創全球經濟增長。

《經濟學人》智庫預計，2020年全球的GDP會收縮2.2%。G20國家占全球經濟總量的90%，世界貿易的80%，G20國家的表現也就直接決定了世界經濟的走向。這些國家中，2020年將只有中國、印度和印尼呈正增長，其余國家都將是負增長。歐元區的情況將最糟糕的，估計歐元區在2020年GDP將會下降5.9%。其次是拉美，第三是美國。但今年最需要注意的是，大宗商品價格暴跌，以及新興市場國家貨幣貶值，對新興市場國家以及一些貧窮國家的影響。

IMF數據顯示，截至4月9日，已有近1000億美元的投資資金流出新興市場，遠高于金融危機期間的水平。一些國家還受到商品價格急劇下跌的影響。為以應對疫情大流行，超過90個國家已向該IMF申請緊急貸款，這接近IMF189個成員國數量的一半。

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副主席、拉丁美洲高級研究員香農·奧尼爾（Shannon K. O’Neil）向澎湃新聞指出，拉丁美洲遭受的是雙重打擊。一方面疫情影響了國內消費，同時全球經濟放緩又導致大宗商品價格劇烈下跌。拿阿根廷的例子來說，它在此之外，還需要重新協商數百億美元的債務。這對像拉丁美洲這樣的經濟體來說，會是非常艱難的一年，尤其是阿根廷和巴西，因為它們并沒有太大的財政刺激空間。

美國經濟學家、哈佛大學國際金融學教授卡門·萊因哈特提醒澎湃新聞注意，中國、歐洲、美國、新興市場經濟體幾乎在同步衰退。然而，病毒傳播并不是同步的。今年晚些時候病毒還很有可能在南半球進一步蔓延，這也就意味著全球貿易今年全年都會巨幅萎縮。

世界銀行最新報告顯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嚴重沖擊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將遭遇25年來的首次經濟衰退。

這一地區的經濟增速預計將從2019年的2.4%驟降至-2.1%至-5.1%，首當其沖是該地區最大的一些經濟體，如尼日利亞、安哥拉和南非，以及其他依賴大宗商品出口的市場。報告稱，此次疫情還可能引發整個非洲大陸的糧食安全危機。

告別全球化與公民自由？

再讓時光機回到100年前。

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在1918年-1919年造成全世界約5億人感染， 超過2000萬人死亡，死亡人數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導致一戰提前結束。

那個時候的歐洲，到處充斥著戰后的難民。這是自中世紀的黑死病后，降臨歐洲的最大疫情。因為西班牙流感，歐洲成了大規模外部救援的對象。

西班牙流感的可怕之處在于，這場大流行病盛行了近2年。即人們所說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其實是1918-1919年流感。第一波疫情在1918年春，第二波在1918年秋，第三波在1919年春天。這當中，第二波是死亡率最高的。

新冠病毒疫情成為繼西班牙流感后最大規模的大流行病。而二者不同之處在于，100年前不僅全球化程度遠遠不如現在，由于一戰，各個國家奉行孤立主義，人員流動的規模不可同日而語。

一戰結束后的巴黎和會期間，英國代表柯蒂斯（Lionel Curtis）倡議由英美共同建立一個“國際事務協會”，以豐富國家之間對話的機制。1920年協會成立，并在英、美兩國分設兩個支會，即“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和“國際事務協會美國支會”。現如今這兩個協會不僅存在著，還成為當前規模最大的頂級國際問題智庫。

有意思的是，100年后的今天，兩個協會都不約而同地發出了“全球化終結”的聲音。

尼布萊特在今年3月期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志上指出，新冠疫情可能是壓垮經濟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新冠疫情正在迫使政府、企業和社會進入長期經濟孤立的狀態。在這樣的背景下，世界幾乎不可能回到21世紀初那種互利共贏的全球化狀態。一旦各國再無意愿保護全球經濟一體化所帶來的共同利益，那么20世紀建立起的全球經濟治理架構將迅速萎縮。

奧尼爾在這一期雜志中也表明，新冠病毒疫情正在破壞全球制造業的基本原則。很多公司將會考慮縮小規模，對于戰略性行業，政府也會進行干預，制定國內后備計劃和儲備，會在國家層面上犧牲一部分利潤，來換取供應的穩定性。

基辛格最近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長文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導致了一個時代的錯誤，在全球貿易帶來的繁榮時代背景下推動了城墻城市（the walled city）的復興。

這一切似乎意味著，我們很難再回到過去。

關于口罩與封城，也引發了關于公民自由與人權的廣泛爭論。

疫情之下，是否戴口罩，原本只是文化和生活習慣的不同，但也摻入了民族因素，并衍化成了政治問題。

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席勒是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他4月3日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正位于美國重災區紐約的家中。

在聊到紐約的情況時他告訴記者，他已經在家隔離兩周了，上次出門還是去醫院。言語之中記者感受到武漢初封城時那種強烈的不安。

他似乎擔心記者會質疑他是否愿意戴口罩，主動說出，“當然，我戴了口罩。”盡管記者原本并不打算問起。

他很誠懇地介紹說，他取消了所有的出行和飛行計劃。

“疫情在美國才剛剛開始，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們非常努力了。”

席勒是一個溫和的學者，這番話聽上去多少有些委屈，他仿佛擔心中國記者會對他產生沒有必要的誤解。

而他對待疫情造成的危機，心態也是很矛盾的。他多年來研究行為金融學，因而擔心人們把這次衰退想得過于嚴重。

以他的理論分析，新冠病毒自身可以作為一個故事傳播，并推動重大經濟事件發生。如果人們看待病毒的態度樂觀些，或許經濟的表現會沒那么糟糕。

但是他自己，作為一個普通人，一個跟其他紐約人一樣需要城市生活的普通人，與你我一樣，擔心疫情或許不會有好轉，擔心最終會有絕大多數人感染，擔心疫情或許還會有下一波，病毒會出現很多變體，擔心或許沒法再像過去一樣去餐館，擔心體育賽季遲遲無法回歸……

對于享受著地中海的陽光，熱衷社交生活的意大利人而言，福蒂說，可以肯定的是，接下來意大利人在生活方式和消費習慣方面一定會有很大的改變。

“未來的首要目標是能夠及時給我們的公民提供他們需要的東西。要做到這一步，我們的政治就需要能夠做到預測明天，甚至更長的時間里會發生什么。關鍵之處是要重新考量政治和社會系統，需要考慮日常生活的新的模式：新的交通方式、必要的社交距離，這些都會不可避免地對人們的工作和生產活動產生很大影響。同時也要注重對心理健康的保護，而最重要的是對人權的保護。決策者們需要積極作出調整，要考慮到未來可能會需要限制人們去電影院、體育場、音樂會，這樣可以避免疫情再次暴發，這也是為了全人類的共同命運著想。”

《人類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近日在《金融時報》發表了長文《冠狀病毒之后的世界》。

赫拉利稱，新冠病毒不僅將影響我們的醫療衛生系統，還將影響我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我們不僅要問自己，如何克服眼前的威脅，而且還要問問自己，風暴過后我們將居住在什么樣的世界上。在危機時刻，我們面臨兩個特別重要的選擇。第一個是在極權主義監視與公民賦權之間的選擇，第二個問題是在民族主義孤立與全球團結之間的選擇。

“風暴將過去，人類將繼續存在，我們大多數人仍將活著，但將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中。”赫拉利寫道。

這另一個世界會是什么模樣，沒有人知道。可以確定的是，我們似乎無法回到過去，也難以重頭來過，更不知道有多少人還愿意“回到未來”。

（實習生李彥萱對此文亦有貢獻）